当地时间2月22日，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·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（CNN）采访时，被主持人达娜·巴什追问着一个看似直接、却难以直接回答的问题：既然最高法院已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》（IEEPA）征收的大范围“紧急关税”缺乏授权，那么此前收上来的巨额关税款，退不退、怎么退？
巧合的是，判决出炉后的这两天，越来越多企业和行业组织迅速转向“第二战场”，即通过诉讼与程序性申报，抢在诉讼队伍最前面要求退款。
虽然最高法院把“能不能征”这件事说清了，但对“怎么还钱”却并未明示，这也使得该问题成了目前华盛顿和华尔街都最敏感也最关注的焦点。
贝森特闪烁其词“打太极”
贝森特当天在CNN接受采访时强调两点：第一，最高法院对总统依据IEEPA征收关税的权力做了“非常狭义”的解读，但并没有涉及退款问题；第二，案件已发回下级法院，因此退款“不是政府决定，而是由下级法院决定”。 如果只看字面，这两句话都有一定真实性，但若看整体效果，却更像是一场有技巧的责任转移。
首先看贝森特“说对”的部分。贝森特反复强调，最高法院这次并没有就“退款怎么操作”给出具体方案，退款问题将更多落到下级法院与执行部门的后续程序中。这一点在法律逻辑上确实站得住。因为最高法院的确只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：总统能否依据IEEPA加征如此大范围、高税率的关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但判决并没有写明“财政部必须在某一限期内退还多少亿美元”，也没有设计任何具体退款流程，因此，贝森特在这点上并没有说错。
但问题在于，贝森特把“没有谈退款细则”包装成“最高法院没有真正触及核心、只是狭义解读、还要等下级法院几周甚至几个月”，这个“太极”就打大了。首先，这种说法容易让观众误以为：最高法院只是把球踢回去，IEEPA关税的合法性还悬而未决。但实际上，最高法院把结论写得非常明确：IEEPA不授权总统征收关税。其次，判决虽然把退款问题交给了下级法院，但执行退款的主体一定是海关、财政部等行政机关，法院最多是下命令、定原则，而不可能替政府打款做账。最后，在司法实践中，行政部门完全可以主动制定退款方案、与企业和解，或者相反，通过程序战术实现拖延或上诉，把账拖个几年，这些选择都是真实存在的政策工具，而不是法院说了算、政府只能被动听令。
还有一个更现实的“回避点”：贝森特在镜头前把退款说成“不是关键问题”，这其实是在把政治风险与财政风险同时后推。因为一旦承认“应该退”，接下来就会面临三个更尖锐的问题：退给谁？退多少（含不含利息）？退款的钱从哪里出？这些都不是一句“等法院”就可以遮过去的。当天，多家媒体引述贝森特接受采访时的表述，称“退款由下级法院处理”，这与其说是法律判断，不如说是政治姿态，即在不承诺的前提下，把主动权留给时间。
其实，贝森特几天前在另一场采访中，就已经把大规模退款称为“终极企业福利”，暗示了不愿意退钱的政策立场。今天又用“法院决定”来回应媒体追问，很难不被解读为一种刻意淡化行政责任、同时对企业和国会施压的政治话术。对市场和企业而言，这种态度传递出的信号是：退款在法律上有机会，但在政治上很不受欢迎，短期内不要指望财政部主动打开钱包。
最高法院的“退款”态度
这次IEEPA关税案，最高法院的操作可以概括为：先定性，再下放。
所谓“先定性”，就是先把权限问题说清楚，明确IEEPA能否被当作加税的法律依据，最高法院的答案是不能。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中指出，IEEPA本质是处理紧急国家安全威胁的制裁法律，授权的是“调控”金融交易和贸易往来，而不是替总统重写整个关税表；如果接受政府的解释，那任何时候只要宣布一个“国家紧急状态”，总统就能绕过国会，对所有国家、所有商品无限期加税，这显然与宪法框架不符。
所谓“再下放”，则体现在“救济”和执行层面。这里的救济主要指是否以及在什么范围内退还已征收的关税。最高法院确认“关税违法”的同时，把如何对进口商退款的案件发回国际贸易法院，要求其在既定事实前提下，决定对进口商的“适当救济”。换句话说，最高法院没有写退多少钱、怎么退，这是有意留白。包括律师事务所在内的专业解读普遍认为，法院一方面明确承认IEEPA关税“原则上应当可以被追回”，为进口商索赔打开大门；另一方面又刻意不设计具体操作细节，这是为避免使自己卷入复杂的技术争议，也给行政和下级法院留下博弈空间。
究竟要退多少？怎么退？
舆论普遍关注，需要退款的金额究竟是多少？采访贝森特时，CNN主持人巴什提到约为1340亿美元，虽然贝森特没有回应，但该数据的来源核心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公布的截至2025年12月中旬的关税征收数据，被媒体与研究机构整理后，目前被广泛引用。不过，宾大沃顿预算模型等研究机构按税则编码、产品与国家维度建模外推认为，若把后续时间段与调整因素一并计入，潜在退款金额可能超过1750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1330亿更像已确认进账的阶段性金额，1750亿更像可能被追索的更宽口径风险上限。
至于接下来实施退款的路径，舆论分析，大概率是法院、海关、行政部门三线并行。
一方面，白宫已经签署行政令，要求各机构尽快终止依据IEEPA征收的额外从价税，并推动《协调关税税则表》的相应修改；但同一份行政令也写得很清楚：仅终止IEEPA加征部分，并不影响232、301等其他法律依据来源的关税。换句话说，停止继续征收与返还既往征收是两件不同的事情，前者白宫能下令，后者则大概率要靠索赔与诉讼方能打出结果。
另一方面，之所以这两天多家企业密集起诉，是因为退款在实操上高度依赖“程序窗口”。业内人士都了解，进口货物一旦清算（liquidation）完成，进口商通常只有一定期限提出抗议并申请退还。宾大沃顿的预算模型就提到，一般情形下，进口商在清算后约180天内可向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提出抗议并请求退款。与此同时，进口商在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退款，也存在时间窗口，并且案件量可能继续飙升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公司宁可先把案子立上，不是为拿到退款，而是为了先把资格和顺位锁住。
此外还有一个现实变量：为防止大批案件淹没法院，国际贸易法院很可能采取“样板案+批量适用”的模式，先选几个代表性案件，把资格认定、金额计算、利息处理等技术问题讲清楚，然后再要求海关参照此模板，对其他类似进口商统一处理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法院负责画红线、定规则，行政部门负责设计具体流程和系统，双方互动决定了退款节奏和覆盖范围，这也正是为什么说，贝森特称“完全是法院的事”是一种误导。
白宫的“绕路”策略
纵观历史，美国并非第一次面对大规模贸易税费返还，但这次的覆盖面横跨行业与大量报关记录，技术难度和法律争议都不小。因此，包括律所在内的专业意见普遍认为，即便诉讼推进顺利、行政配合到位，从规则落地到第一批具有规模的退款实际发放，仍可能需要大约12到18个月。而特朗普本人则公开放话称，退款争议可能会在法院里拖上好几年。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。因为，如果政府选择简化流程、批量处理，一年多的速度并非不可实现；但若政府选择抵制，拿出硬扛、逐步诉讼、严格程序审查的策略，那么，走向多年拉锯也是完全可能的。
可以说，贝森特接受采访时的太极招数，基本代表了目前白宫在退款问题上的姿态：法律上被动，政治上抗拒，策略上绕路。一方面，政府在此前诉讼中已向国际贸易法院承诺：一旦有“最终且不可上诉的退款判决”，将对所有处于类似境况的原告退还IEEPA关税。这意味着在个案层面，只要企业打赢官司，财政部就很难赖账。但如果没有统一的行政方案，大量企业可能仍不得不走诉讼或逐案程序来争取退税。再叠加贝森特把退款形容为“终极企业福利”的说法，市场得到的信号很清晰：退款在法律上“有门”，在政治上“很不受欢迎”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从近两天动作看，白宫的核心优先级并不是“尽快把钱退回去”，而是“尽快把关税工具续上”。白宫一方面通过行政令，终止依据IEEPA加征的额外从价税，另一方面又迅速依《1974年贸易法》第一百二十二条祭出为期150天的临时全球15%关税，同时加大利用301条甚至232条等传统工具，继续搭建新的关税墙。这套动作释放的信号十分明确：关税杠杆要继续用，至于已经收来的税款怎么退、退多少，姑且交给诉讼和程序去磨。换句话说，即便法院逼着政府退钱，白宫也在试图通过新一轮、基于其他法律授权的关税，把现金流尽可能补回来。
这场围绕IEEPA关税的“退税大战”，法律角度看，是最高法院把税收权拉回国会和专门贸易法院；财政角度看，是企业与财政部围绕上千亿美元现金流展开的拉锯；政治角度看，则是特朗普团队在不情愿认输的前提下，通过话术和新关税，把法律挫败包装成对内继续强硬的机会。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下，贝森特“这不是关键问题”的回答，恰恰暴露了关键所在：关税退不退，已经成为这届美国政府最不愿正面回答、但又绕不开的核心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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